风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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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7日，美国将31家中国公司和相关研究机构等悉数列入实体名单，严格限制向其出售尖端生产设备以生产先进制程芯片。
全球化浪潮至今30余年，我们振臂高呼多年的“自由竞争”，已经到了一个尴尬的局面：“自由”的空间被无限压缩，“竞争”的残酷依旧。
芯片的历史其实只有60多年，但放在现代技术革命革命浪潮里看，半导体发展史，就是一次漫长的创新和抗逆，竞争与坚守不断复现的过程。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从远古的石器时代、铜器和铁器时代，历经钢铁铸就的工业革命，来到现代以硅为原材料的电子器件时代，以“硅”为代表的半导体，成为了新世界的生活向导与技术密码。
用“刻蚀机第一人”尹志尧的话来说，“芯片工业是现代工业革命的基础”。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数据化的时代，芯片制造业几乎贯穿了每个普通人每一条的生活，串联着如今时代几乎所有科技、服务业。
我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半导体发展史，就是第三次信息革命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在全世界海域里迎风破浪的航线。新中国成立初期，“半导体”三个字犹如天书，整个行业一穷二白。但也是从1950年代开始，相继从国外归国任教的一批科学志士，初步帮助祖国建立了半导体学科，开始培养人才。
人，永远决定时代的走向，人，也书写民族的历史。最终竭力推动我们国家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几个孤胆英雄，正是那个时代诞生的。
而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半导体的发展历史，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场漂洋过海的跌宕旅程。从孤星般的个人拓荒者，到逐步劈开风浪的技术人才队伍，最后，再回到世俗的、普遍意义上的“人”。
1963年，一名16岁的少年，跟随父亲从家乡福建福州前往北京，进入北京四中念书。少年有一个很诗意的名字，叫“江上舟”，“载酒欲寻江上舟，出门无路水交流”，美，却似乎暗含着几分悲剧意味。
北京四中是北京著名的顶尖中学，培养出不少在各领域成就斐然的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位比江上舟年长3岁的北京人，名叫尹志尧。
不过，在巨变的年代，即便是同龄人，命运也非常有可能因为不可控的外力，走上大相径庭的分化道路。毕业后，江上舟考入清华大学无线电专业，没多久就因为“文革”被迫中止了学业。1970年，江上舟被分配到云南省通讯局微波器材厂，提前参加工作。
这一年，海峡那头，小江上舟一岁的南京人张汝京刚从台湾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正准备去美国留学。渴望在美苏争霸的太空竞技里一睹前沿科技风采，设法学点真功夫回来，为国效力。
然而，因为国籍，他被拦在了学习航空的机会门外。只好退而求其次，挑了一个在当时毫不起眼的专业—科技工程电子。
张汝京出生于1948年的江苏南京，父亲张锡伦是当时有名的炼钢专家，母亲刘佩金也是火药研发领域的人才。抗日战争时期，两人主持一家兵工厂，为当时全国生产了90%的重机枪。
夫妻二人均以为国铸器为荣。这里的“器”，不仅指代钢铁，也包括培育后生。只不过，因为时代原因，在张汝京还小的时候，一家人就移居了台湾。
1977年，29岁的张汝京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毕业，入职了当时的芯片行业初代霸主—德州仪器公司（TI），并加入芯片发明人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杰克·基尔比（Jack Kilby）的团队，从研发工程师做起。这一干又是8年。
当时，德州仪器的三把手，是个年长张汝京17岁的华人，名叫张忠谋。不日后，他将会成为与张汝京争锋相对多年的宿敌，甚至因拒绝履行将世大第三个厂建在国内的承诺，成为大陆芯片发展的障碍之一。
而大洋这头，快30岁的江上舟终于等到了高考恢复。他一鼓作气，不仅考上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还参加了公费留学的考试，成为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生。
1979年，江上舟前往爱因斯坦的母校瑞士苏黎世高等理工学院，开始了为期8年的学习深造。
1980年代的北欧，信息产业与电子通信慢慢的开始昂首起步，相较于我国，走得更远也更稳。因此，当8年后的江上舟终于拿到移动通信的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无奈地发现，对比起西方世界，国内做专业移动通信的公司少之又少。
英雄无用武之地—历史告诉我们，无数最终对国家乃至对全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英雄人物，都经历过这样困顿于环境和时代而无从出发的阶段。
当时，学无可用的江上舟选择暂时转入仕途。他先进入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的外资企业管理局任职，1988年，海南建省后，41岁的江上舟跟随国家经委前往海南从事经济规划工作，并在四年后被任命为三亚市副市长，成为了全国第一个海归市长。
这一年，早已回到台湾的张忠谋，在台湾官方支持下，成立了一家专注半导体制造的公司，名叫“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简称“台积电”。
台积电的6英寸圆晶厂厂长叫高启全，比张忠谋小20多岁，先后毕业于台大化学系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化工专业，回台湾前在英特尔任职。
这一年，远在大陆南海边小城市深圳的另一个中年人任正非，凑了21000元钱，成立了一家名叫“华为”的公司。对创业者来说，43岁可谓“高龄”了。
而同一时期，远在美国的张汝京，正发愁建厂的选址和成本问题。1989年，德州仪器计划在中国台湾建厂，张汝京本打算招聘大陆的工程师到台湾培训，以便未来建厂时解决人才难题。但由于台湾当局不允许，最后只能作罢，转战新加坡。
自1992年开始，张汝京在新加坡建设芯片厂，并在大陆前后招聘了约300人加入，后来中芯国际成立时，其中不少人都追随他到上海投身建设。
1996年7月，以美国为首的33个国家联手签订了《瓦森纳协定》，限制关键技术和电子器件的出口，中国就处于禁运国家之列。这一年，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俞忠钰带队，前往德州仪器考察，见到了同胞张汝京，当即就热烈邀请他回国发展。
张汝京动了归心。在连续三次提辞被拒绝后，索性提前退休。1997年，年近半百的张汝京从美国回到无锡，建立了“世大半导体”。
“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句线多年后的张汝京接受某国内媒体采访时，仍然挂在嘴上，念在心头。
当时，中国虽然已经乘上改革开放的快车，开始沐浴市场经济的春风，但半导体行业的发育土壤依然稀薄，大陆并不具备成熟的建厂条件。资金与人才的匮乏，加上限制进口的瓦森纳协议，都让世大在无锡的生存前景很不可观。
最后，张汝京选了一条曲线救国之计：把工厂建到了半导体产业链已经很成熟的台湾，准备为大陆建厂积累人才队伍。仅3年时间，张汝京的世大半导体，就成为台湾排名第三的半导体公司，仅次于台联电和张忠谋的台积电。
历史的特定年代，在技术和人才上，我们稍弱些，但总要有人先吃螃蟹，先打头阵，去迎面劈开那些未见其形的风浪。
说出这句话的，是“中微半导体”的创始人，第一个搞定尖端SoC自主刻蚀的头号功臣尹志尧。
光刻技术、刻蚀技术与薄膜沉积技术，是芯片制造流程的三大支柱技术，分别为对应光刻机、等离子体刻蚀机与薄膜机这三样设备，且三样缺一不可。
2004年，60岁的尹志尧从美回国，伴身相携的，除了为国建立芯片事业的满腔热血，还有15位硅谷资深华裔科学家。彼时，中国刚躲过全球经济危机的泥泞，挺过了突降的非典疫情，百废待兴。
就在尹志尧归国的一年前，中国电子报首次举办了2003年度中国半导体企业领军人物评选，被评选者里，包括“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上海）有限公司总裁张汝京”。
尹志尧前半生的启航与归来历程，与张汝京非常相似：都在1980年代出海留学深造，都在美国有过20年工作经验。
比张汝京年长4岁的尹志尧出生于1944年的北平，曾外祖父是清末革命党人，父亲是一位在日本留学归来的电力化学专家。“师夷长技”的意识和决心，在尹家代代传承。
不过，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后，尹志尧先是被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和中科院兰州物理化学所工作，一干就是10年。
直到1978年，为了在专业上进一步深化夯实，尹志尧考入北大化学系读硕士，毕业后又前往美国加州大学读博深造，仅3年时间就拿下物理系博士学位。
1984年，尹志尧进入英特尔工作，主要负责的业务就是电浆蚀刻。两年后又被选中加入主要负责向半导体提供晶圆制造设备的泛林集团LAM。仅花了5年时间，尹志尧就带领LAM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刻蚀机公司，LAM的市场占有率一度高达40％。
说不好是机遇让同道者相识，还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召唤创造了机遇。在一次设备展上，尹志尧遇见了上海经委副主任江上舟。二者谈到刻蚀机在中国发展的境遇，尹志尧认为，国家多年来在刻蚀机工艺上一直受制于人，无法自发研制属于自身个人的刻蚀机设备。
其实，江上舟当时已查出罹患肺癌，他对尹志尧坦言：“我只剩下半条命，哪怕豁出命去，也要为国家造出刻蚀机。我们大家一起干吧？”
面对江上舟的邀请，尹志尧不是半点没有犹豫。用他的原话来说：“创业就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对于我这个创业时年已六旬的人来说，很可能累死在工作的岗位上。”
但向他发出号召的江上舟，会身体力行地告诉每一个有心报国的科学志士：他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号角吹响得比尹志尧想象中更早。1998年，江上舟带团前往美国硅谷考察和招商，并给留学生开了一场“上海信息产业座谈会”，就上海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远景，发表了一场震动业内的演讲。
北美中国半导体协会会长陆郝安曾这样描述那场座谈会盛况：“100多人的会议厅一下子挤进了300多人……他（江上舟先生）的激情演讲鼓动了很多关切国内半导体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硅谷华人，推动了后来海归潮的兴起。”
发表于清华大学官网的“怀念江上舟师”一文也描述了那场演讲产生的影响：“许多海外华人听说江上舟要搞光刻机，被他的雄心壮志所感染，卖掉了国外的房子，回国创业，报户口时，把上海写作永久居住地。对留学回来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有机会，江上舟都要见面。”
这股激情感染了无数人，身在异乡的，踟蹰不前的，对新世纪满怀希冀和雄志的。比如被视为“中国IC产业五位策划者”之一的马启元，这位时任哥伦比亚大学电机系副教授强烈主张，中国要建立自己的高科技产业园区，即中国的“硅谷”。
那年7月，马启元和几位海外微电子资深专家访问上海，了解上海地区芯片工业基础。众人入住宾馆后，大家都愿意加10元港币，换到可以观黄浦江景的房间，除了一个人—“建厂狂魔”张汝京。为了建厂，他十分“抠门”。
不久后，张汝京将会再次赴沪，寻找新的生机。那两年，他在台湾的日子并不好过。2000年，他的世大半导体被张忠谋的台积电以8.5倍的高溢价买下。合并完成后，张忠谋却出尔反尔，驳回了张汝京希望在大陆建厂的提议。
张忠谋向张汝京提出了一个条件：去大陆建厂可以，但台积电的股票，你一分都不能带走。他本以为，自己放走了一个伤痕累累的人，实际上却是龙归大海。未来有一天，台积电将会面临比世大更具威胁性的劲敌。
张汝京的毅然决然也并非毫无底气。这年4月，他已经只身前往过大陆一次，来到上海寻找建厂机会。接待他的，正是求贤若渴的江上舟。
江上舟代表上海向张汝京承诺了许多优惠与扶持政策，最终，两人决定在彼时还荒野丛生的浦东张江选址建厂。“张江”二字实妙，简直恰映合着一手推动这一长程事业扬帆的“张汝京”“江上舟”二人。
2000年7月，张汝京回到上海，建立中芯国际。300多位来自中国台湾和100多位来自美欧日韩等国的人才团队跟随他归来，其中还包括当时台积电五厂厂长做自己的运营副总裁，名叫邱慈云。
一年后，几乎同一时期，另一家名叫“展讯”的通信公司在上海成立。“3G”开始潜入中国的芯片江湖。数年后，这家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展讯，将成为中国低端手机处理器芯片市场上最强有力的选手。
但在当时，中芯的势如破竹实在不能被忽视。“建厂狂魔”张汝京的杀伐决断配得上他的美好愿景，面对发育不良的国内市场，他一面大量购入低价二手设备，一面通过二次募资，在北京投资建设12英寸晶圆厂。
不过，无论是中芯还是中微，无论是张、江还是尹，在激流勇进的时代浪潮里，他们或许是孤胆英雄，但在整个民族发展现代科学的浩瀚版图里，他们并不是，且从不愿做孤立的闪光点。
而催生胆量的，往往至少靠着两者：对头顶星空的无尽敬畏与渴求，以及对自己身后的土地的深厚信任。
“石油能源公司的薪水远比半导体公司高，但我就是好奇。”这是“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教父高启全”在大学毕业后毅然决然选择离开本行，进入半导体行业工作的直接原因。
青年人的好奇心，极易成为推动革新和创造的精神动能。而整个半导体行业在浪尖上求索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都是一场不断满足未知与问号的勇者拓荒之旅。
不过，某一些程度上，勇敢是需要一定的底气来支撑。高启全当然有，他出生台北一个富裕的煤矿之家，从台大化学系毕业后又顺理成章到美国留学，这条同一方向的路，看起来和江上舟很像，但高启全的半导体之路，比江上舟走得顺利。
高启全拥有着某种建立在“乱世出英雄”之上的人生信条。1979年，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化工专业毕业后，面对多家石油公司抛来的橄榄枝，他竟直接离开了本行，进入完全陌生的“快捷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
世界上研发出第一款商用集成电路的人，英特尔、AMD的创始人，都是从快捷走出来的。
回台之前，高启全还在英特尔公司干了5年研发，半导体经验非常扎实。后来加入台积电的时候，台湾的平均薪水还很低，丝毫不能和美国薪资相比，高启全却说：“我不怕离开舒适圈，只有这样，你才会挖掘到更多机会。”
机会是需要人来创造的。1989年，高启全与另一个台湾人吴敏求共同创立了“旺宏电子”，对于当时台湾高科技人才纷纷流向海外的风气，有了一定扭转。
1995年，台塑创办人王永庆长子王文洋筹设南亚科技，高启全就去担任执行副总经理，从此进入DRAM产业，推开了又一扇新大门。
25年后的一个春天，高启全接受摩根士丹利的邀请，赴新加坡发表演讲，演讲完后，主办单位安排一部礼车送他到机场，司机好奇高启强怎么没去赌场玩一玩，高启全却笑着说：“你知道我以前做DRAM事业，每天都像在赌博，价格暴涨暴跌，每个月来回都是10亿美元的赌注，现在我已经离开了，转做特殊气体供应厂商，不会再赌了。我认为这是稳当、持续与有贡献的事。”
勇中求稳，这是高启全的特色。“勇”和“稳”，后者是前者的保证，前者则是为了不断打破后者而生的。
在三星等DRAM巨头的挤压下，南亚奋斗了20年仍然持续亏损，最后只能将DRAM业务全部卖给了美国美光。
2010年，高启全的大儿子跟随自己的韩国太太赴韩国三星任职。为了避嫌，高启全主动向一位三星电子的副总经理言明此事，却不料对方轻描淡写地回道：“我们根本就没有把你们（南亚科技）当作竞争对手。”
这一插曲给了高启全很大震动，他想，不能够满足于现状，得继续开拓，得站在国际视野审视自我，万万不能轻敌，更不能自大。于是，2015年退休后，高启全再次离开台湾，来到大陆，加入紫光。
他还是好奇，“好奇中国大陆怎么运作的，想去看看”。事实上，早在中芯、中微成立之前，最早至1994年，大陆就已形成了由5家芯片生产骨干企业、10余家专业配套厂和20余家设计开发单位组成的半导体产业布局。但和世界领先水平相比，差距仍然显而易见，产业规模弱小，生产水平落后于美、日等国至少15年，整体看来，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远未形成产业链。
高启全后来指出，台湾半导体业拥有一个较之大陆的明显优势：“台湾人做半导体制造是全世界无人能竞争，工作的时候非常团结合作。做半导体很辛苦，可是台湾人愿意自动自发做好产品，服务好客户，觉得是一种光荣感。”
不过，从上世纪1980年代到千禧年后，台湾半导体其实正虎视眈眈盯着另一在大陆飞速崛起的半导体劲敌。
张汝京再次受到了当头一棒。2003年12月，老朋友台积电及其北美子公司故技重施，再次向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提交诉讼状，起诉中芯国际侵犯专利权及窃取商业机密，并申请对中芯国际实施禁制令处分及赔偿财务损失。
败了，经过为期一年多的谈判，2005年1月，中芯国际和台积电达成庭外和解，根据和解协议，中芯国际赔偿台积电1.75亿美元。
前有德州、世大半导体，后有台积电，都给张汝京带去了精神打击。而这还没完，不到3年，2006年，中芯国际正准备融资前夜，台积电故技重施，以“专利”之名指控中芯国际最新的0.13微米工艺侵权。
台积电又一次赢了。2009年，美国加州联邦地方法院判决中芯国际败诉。这次台积电赢得了2亿美金和10%的额外股份。
张汝京再次被打入深谷。他知道，台积电要对付的人是他，他唯有离开，中芯国际才可能获得安宁，“我尽力了。官司让我精疲力竭，对这个结果我也感到失望。”
败诉后没两日，张汝京就主动提请辞职，希望“做个了断”。接替他挑起中芯董事长重担的，是当时一同在张江展望未来的江上舟。
不过，即便自己心灰意冷，临走前，张汝京依然对来为自己送行的工程师们说：“别趴下，在失败中重新出发。”在这样的领域，失败并不是谷底，放弃才是。失去对尝试和开拓的信心，才是。
就在中芯败诉的同一年，前身为清华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的清华紫光增资扩股，并引进了新的管理团队，担起开创集成电路事业的使命。
每一新兴领域的成功者和牺牲者故事都在不断告诉我们：朝向新世界的每一步，都必然遇到未知的困难，而这恰恰决定了成功的不可预期性。
自2002年发现肺癌开始，短短几年内，癌细胞在江上舟体内就转移了5次，江上舟接受了一次又一次化疗、放疗。
他意识到，时间愈发紧迫。抱着重病之躯，依然不舍昼夜地工作，不仅组建了新的中芯班底，且在一年内就一举扭转了前5年亏损，使中芯变成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领军企业。
辞世前半年，江上舟主持召开了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专家高层座谈会”，起草了《集成电路产业“十二五”专项规划》和《“中国芯”工程建议书》；辞世前3个月，他还在主持召开“上海半导体产业发展规划讨论会”；生命的最后一个月，江上舟与中国银联协商，力求一定要让银行卡装上“中国芯”，以防金融业为他国所控。“我国每年发出的5亿张银行卡全用的是外国的芯片，如果第二代银行卡还是用国外的芯片，我们中国的金融安全则没有保障。”
2011年夏天，江上舟弥留之际，深陷昏迷，谁也唤不醒他。项目组的蒋以任忽然灵机一动，在他床头大喝一声“集成电路！”江上舟竟真的睁开了双眼。
“余‘芯’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为造“中国芯”，江上舟配得上一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位掌舵者猝然倒下后，中芯内部潜伏已久的股权斗争彻底陷入混乱。以CEO王宁过和以COO杨士宁为主的两大派别博弈激烈。其中，出生于1959年的博士杨士宁，最早是在芯片巨头英特尔公司担任逻辑技术资深总监，后又加盟全球第四大芯片代工厂许特半导体（现Global Foundries）担任首席技术官。
实际上，江上舟临终前留下遗嘱，希望接任中芯董事长的人选，是自己的老同学、中芯的第二大股东张文义。可第一大股东大唐电信也有私心，希望能够通过扶正杨士宁，将中芯国际变成自己的子公司。矛盾白热化的风口浪尖之时，杨士宁退出了。
关键时刻，张文义想到一个人，如果推举他，或许就可以间接完成江上舟的遗愿，尽最大可能保持中芯国际的“独立性”与“国际性”。
邱慈云遵循稳中求进策略，一上任，就暂时搁置先进制程研发，专注到现有制程商业化，力图先回归一条相对稳妥和务实的路线。派别相争，虚浮互抑，这些实在不是江上舟希望看到的中芯未来。
不久后，中芯国际的亏损情况的确有所改观。2014年，规模达千亿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挂牌成立，同一年，中芯国际也获得了巨额资金扶持，终于渐渐走出阴霾。
也是在这年6月，66岁的张汝京再次创业，在上海临港成立了“新升半导体”，专注于半导体300mm硅晶圆。张汝京又一次成为破局者：破除长期以来被海外资本垄断的大硅片僵局。
他曾经公开表示，“现在国内缺大硅片的问题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解决方案，那就交给国家来继续做大做强。其实，我最想做的是IDM（垂直整合制造模式）。”
所谓的“IDM模式”，即在一个企业里完成芯片设计、研发、制造、封装、测试、模组等为一体的半导体整合模式。当时，国际上排名靠前的模拟与数模混合半导体巨头，大多是采用IDM模式。
在IDM模式的基础上，张汝京又提出了“最适合中国”的半导体企业经营模式CIDM—协同式集成电路制造。即10~15个企业一同出资联合进行芯片设计、工艺研发、生产、封装、测试和销售，通过企业绑定实现共赢。
于是，年近七旬的张汝京仍未停步，再次跳出舒适区，离开新升，继续创办了半导体制造企业芯恩半导体。
接替他出任新升半导体CEO的，还是邱慈云。似乎兜兜转转都是这些人，离去又归来的，也是同一批人。
守住江山和打下江山哪个更难？这其实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但也是一个不断被叙写答案的问题。
2013年，清华紫光并购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展讯通信，一年后，又并购了纳斯达克上市的另一家锐迪科微电子。自此，紫光成为国内移动通信和芯片设计领域的行业领头人，也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第四次浪潮的引领者。
同年，杨士宁进入位于武汉的新芯，担任CEO。3年后，他又挪到控股集团紫光旗下另一子家公司长江储存。
2020年初， 杨士宁和他的团队遭遇长达76天的封城，但刚解封5天后，长江存储就宣布成功研发了128层闪存芯片，令全国乃至世界都为之惊叹。
还是在这一年，和紫光签订的五年合约到期后，已年近耄耋的高启全没选续约，安于舒适圈。他还是不死心，声称会去更宽、更新的地方，继续探索。
等到市场经济语境下的“公众”也开始真正关注芯片的时候，半导体行业在神州大地上已蹚过至少两代人的积累与风云。起初由一个个孤立的“人”拉开的江湖画卷，开始汇入更凝聚的江流。由点到面，慢慢筑成更具某种连锁性与传承性的版图。
还是回到“人”的视角：如果将“芯片”作为一种科学技术实力的符号来看，半个世纪以来，那些伫立潮头、披荆斩棘的开拓者们，多仍以科技前沿的精英人士为主。
但如果将芯片当作技术元件，唯有与真实生活紧密挂钩的商品，才能让芯片事业从个体的“人”出发，回到普遍的“人”本身。
1990年代初期，国内交换机市场被“七国八制”占领，型号品种五花八门，手机江湖进入了山寨时代。
紫光的展讯，经历了几年无人问津的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被国人视为山寨代言的低端角色。
但恰恰是这样一个貌不惊人的“小角色”，恰恰扼中了时代发展的命脉，凭借童叟无欺的价格和2.5G手机芯片，展讯丝滑打入中低端市场，短短几年内迅速成长为中国芯片的摇篮。
2003年到2007年期间，展讯的年销售额每年增长两三倍，最终达到近10亿元。
不过，山寨机爆发的年代，每年都有数亿部手机出货，市场饱和环境下，为了研新求存，也为降低成本，精细的芯片研发和设计真正开始受到关注。
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让全球半导体产业进入了一段低迷时期。西方不少半导体公司大量裁员，许多华裔半导体人才回国创业，中国半导体产业明显升温，进入了海归创业和民企崛起的时代。
继武汉建设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并先后汇集武汉新芯、长江存储、海思研发中心、新思科技等等众多国内外有名的公司后，国内其他城市也开始纷纷入局，抢占集成电路资源。上世纪形成的芯片产业布局，逐渐被重新定义。
2012年左右，安徽合肥开始探索集成电路领域，集起合肥经开区、高新区和新站高新区三大集成电路基地，仅高新区就聚集起了140家芯片企业；成都则以双流区和天府新区为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园区，全方面覆盖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封测、设备及材料等全产业链环节。
比我们走在更前面的国外大企业，如果想要开发一款新的手机处理器芯片，通常得需要至少上千名硬件、软件工程师，研发历程至少5年，花费5亿美元，产品才能成熟上市。
其实早自2000年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轮芯片业投资热潮，短短四年间，投入资金高达100亿美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总和的3倍。
但在国内，有芯片设计经验的人还是很少，高品质人才更是凤毛麟角。紫光的展讯主攻芯片设计，在第一期融资阶段，依然仅拿到了600万美元。
展讯从美国引回30多人，在国内又招聘60多人，组成了近百人的初始团队。硅谷归来的芯片设计专家手把手传、帮、带，把国内的工程师队伍培养起来。
时也运也，一个行业的势态走向，一代人最终被引往的目的地，是与社会土壤密切相扣的。这不是随波逐流，而是变中求进。
南海边上，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深圳，正爆发出惊人的生命力，甚至超过当初独占鳌头的科研前沿上海，成了21世纪新的战场。
在这里，有人铤而走险，扎入象征电子红海的深圳华强北组装山寨机，甚至达到身家过亿，成为时代限定版电子山大王。
在这里，也有人扛着一债，咬着牙凑了十几万美元，从国外买来一套EDA设计软件，尽全力支持芯片研发。
这个人贫苦起家，历见过时代的大风大浪，也咬牙挺过内忧外患的困顿低谷。他一度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他坚信代表硬实力的技术本身，才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能走远的核心。
后来，他也成为整个芯片产业的传说，虽不是张汝京、江上舟那种精英科学人才的传说，却是一个更能代表市场经济语境下民间草莽生命力的狠角色。
[2] 汪波.芯片简史:芯片是如何诞生并改变世界的[M].浙江教育出版社,2023
[4] 沈思涵,石丹.半导体教父张汝京的中国芯事[J].商学院,2022(7)
[5] 高陶.中国芯: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博士传[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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